​共和国首任内务部长，不爱晚清秀才之名，曾想商学救国

共和国首任内务部长，不爱晚清秀才之名，曾想商学救国

向敬之

1

在共和国的组织机构设置史上，曾有一个职务——内务部长——于今天读者而言，很多人还是陌生的。

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央人民政府为最高权力机构，政务院为最高执行机构。政法、财经、文教和监察四大委员会之后，内务部位列各部、会、院、署、行等30个机构之首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兼掌的外交部紧跟其后。这可谓是第一大部。

当时的内务部，署名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，1954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，1969年撤销。

它负责全国范围内的民政、户籍、救济、社会等方面工作。从它的工作范围来看，它是民政部的前身。

其首任部长，不论设立之初，还是改名之后，都是长沙宁乡人谢觉哉。

毛主席与谢觉哉（左）

谢觉哉主持部务工作，推行“民主建政”方针，曾引起部分人的抵触，批评内务部工作长期以来存在着“指导思想上的错误”。在1954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，有人提出拆除内务部，组建民政部、人事部、劳动部、复转军人部等，毛泽东主席说：“分部可以，分三个部，分五个部都行，但都要谢老你当部长。”

此事因此作罢。谢觉哉的“民主建政”思想，不但在内务部继续贯穿，而且到了第四次全国民政会议上还被大家热议。

说起谢觉哉，很多湖大商学人，会马上想到，这是我们的老校友！

2

清宣统三年（1911），武冈人刘希刚自日本东京商业学校毕业归来，接受湖南省巡抚衙门的委任，在长沙荷花池的求忠学堂校址，用校款开办商业教员讲习所。

这是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前身。

湖大商学由此肇建，首倡湖湘商科分立，开了中国现代商学之先风。

27岁的谢觉哉，通过宁乡县推荐，来到讲习所学习。

讲习所旨在培养湖南商科师资力量，修业分为1—3年不等，带有速成性质。

谢觉哉在这里读了两年多，经历了讲习所于民国元年改名湖南高等商业学校。

他曾于1905年考中末科秀才。当年科考废止，但他的求知路却没有戛然而止，而是努力寻求学习新知识，冀改变“十数年笔舞墨歌，赢得一张倒票；两三月打躬作揖，赚来几串现钱”的腐儒生存状态，在湖南新式商业学校中，接受了“高等教育”（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）。

1913年，他从湖南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，回到老家的云山学校任教，和姜梦周、王凌波推行教育改革，带领学生们积极学习新思想,同时走出校园进行社会实践，体会民众疾苦。他还积极响应五四运动，创办《宁乡旬刊》，宣传进步思想。

此时的谢觉哉，已届而立之年，且娶妻生子十多年（据谢觉哉儿子谢飞导演在《我的父亲谢觉哉》回忆，“1899年，年仅15岁的父亲与近20岁的何敦秀结婚”）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他并未延续最初商学救国的梦想，而是选择了寻求改造社会的道路。

然而，谢觉哉选择学习现代商学，对他以开放的视野看社会，最后追寻红色革命，造福人类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。

1920年，他应何叔衡之邀，担任《湖南通俗报》主编。该报被查封后，他来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，协助毛泽东、何叔衡创办平民夜校、工人夜校。

这也算是，湖大商学红色基因的一处渊源。

3

许康主编《百年名校 商学弦歌——湖南大学商学100年》中，专门写到“湖南高等商科第一代优秀学员谢觉哉”。

也就是这样一位让我们钦敬不已的前辈校友，用自己伟大的人格魅力，成就了他与众不同又卓尔不凡的人生。

虽然他没有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商学精英，但为中国社会的独立自强贡献了一生。

1921年元旦，他经周世钊、何叔衡、毛泽东介绍，参加了新民学会。他说：“欲改造地方，须先造舆论；欲舆论正确，须先养成学者；当纠纷之际，现状复杂，厉害混淆，尤非学者莫为力。”

救国的初心不渝，只是由推动商学转向了社会改造，走上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道路。

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，与他的老乡兼盟兄弟、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相比，稍微较晚（1925年），然而，他一直忙碌着主编共产党刊物，一度主编党中央机关刊《红旗》。

但他和何叔衡又是一样，都由晚清秀才，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。

1933年，谢觉哉进入中央苏区，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秘书，第二年出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。这，为谢觉哉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政内务部，预设了前因。

1934年10月，年届五十的谢觉哉开始长征，成为了“长征四老”中的第二老，靠着一副铁脚板走到了延安，又成了著名的“延安五老”之一。

“长征四老”与“延安五老”，是对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种尊称，而他们的坚定信仰、坚毅品质、崇高风范，成为了我们今天乃至将来都应该传承的长征精神、延安精神的一块“金字招牌”。

此后的谢觉哉，依然忘我工作，为红色革命事业殚精竭虑。

人们称赞他：“为党献身常汲汲，与民谋利更孜孜。”

建国后，他不论是主持内务部十年，还是担当最高人民法院一任，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央委员，始终不图私利，艰苦朴素，廉洁奉公，实事求是，一心想着为党和人民多做事。

1958年，时年74岁的谢觉哉辞去内务部长，准备离休。中央安排董必武担任国家副主席，同时推荐谢觉哉接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谢觉哉说：“做这个工作，我是勉强的，本来应该退休的人了，但党让我接替董老的手干下来，我想干就要干得好。”

他在给儿子的回信中，把自己比作同村的一位老雇农，指出做官须“起得早来眠得晚，能多做事即心安”。

2015年，谢飞整理其父谢觉哉从上个世纪20到60年代的115封家书，汇编成《谢觉哉家书》，公开出版。他在前言中这样描述：“我父亲一直告诫我们做人、做事、做官，要清清白白，一定要做正确的人、正确的事。”